摘要:本文想探討一個謎題：日本殖民的半世紀，今日稱「原住民族」的群體，曾以「出草」或「馘首」，進行規模不等的武裝抵抗達半世紀。但自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前來「接收」後，抗爭路徑卻起了鮮明變化。首先，武裝抵抗全部消失。次者，迅速出現了要求歸還傳統領域、正名、高度自治的「新」的求與行動。甚至，一九四八年後，少數的原住民政治菁英開始在兩組（準）國家行動者──國民黨政府，及正爭奪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間進行抉擇，建立複雜而曖昧的「結盟」，進而導致部分原住民菁英在一九五零年代成為政治暴力整肅的對象，甚至導致國家進一步深入部落清查槍枝，僅允許部落擁有比以往更少的武力。為何戰後的抗爭軌跡會發生戲劇化的轉折？本文有別於先行研究著眼於原住民菁英個人思想、行動、或把戰後社會化約為「外來政權／原住民社會」的理解方式，從中層（meso-）的策略行動場域的分析出發，探討戰後的山地行政場域的變遷，如何使原住民政治菁英的特定政治思想浮現／衰亡、政治行動成為可能／不可能，進而討論兩個國家與「原住民族」間複雜的合縱連橫關係的歷史過程。

關鍵字：原住民運動、抗爭政治、山地行政、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摘要:本文討論漁民社區參與、教育程度與漁民的環境意識之間的關係。按照過往學者的討論，社區參與程度越多的漁民，會因為其社會關係而出現更高的環境意識。同樣，根據新制度論教育社會學者的主張，教育程度的提高對於工作內容的組成也會有相對應的影響，本文將試圖檢視這些觀點。本文的資料來自於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漁戶組織資料，在扣除遺漏值後，樣本數共有485人。此外，為了更細緻地討論前述社區參與和教育程度對於漁民的影響，本文亦納入2019-2021年進入漁村訪問漁民的田野調查資料作為佐證。其研究成果顯示無論是社區參與程度還是漁民之教育程度對於漁民的環境保護意識皆有正面的影響。

關鍵詞：漁民、生計型態、社區參與、教育程度、環境意識。

摘要:讓社區動起來的方式還有哪些？近幾年，舉辦音樂活動逐漸成為一種介入手法。從個人演唱到大型音樂會、從地方自主到政府主導，或從農村地方居民演出到邀請專業樂團，音樂活動做為介入社區的方式，展現出多元面貌。

本文將討論三個以音樂做為介入社區手法的農村社會創新案例。這三個農村社會創新案例分別是富里983舉辦的「穀稻秋聲富里山谷草地音樂節」、高雄梓官區信蚵村居民辦理的「蚵寮漁村小搖滾」，以及農村武裝青年舉辦的「二八草根音樂節」。他們皆以音樂做為手段介入社區，在這過程中他們為一個本質上仍是熟人社會的農村帶來了異文化與陌生感，不同音樂或文化之間的交會，是創造了衝突、合作，還是新生？音樂介入社區之後，會不會只創造一次性的擾動，還是可以帶來更長遠的影響？

本文發現這三個案例希望透過音樂對社區產生的影響皆不同，也就是說他們有著不同的行動願景，分別是：活絡地方經濟、創造社區連結、母語文化復振。不同的行動願景主導了音樂節表演內容：穀稻秋聲以「流行」為主，並且使用華語為主要演唱語言，透過最多數人所能理解的歌詞來創造共鳴，反映其吸引人潮的意圖，也確實達到此目的；蚵寮漁村小搖滾則多為「搖滾」，且以台語為主要語言，曲風強烈又明顯展現出台灣主體意識，他們從原本只是想同樂而未意圖介入社區，但卻產生了思考社區認同與創造連結的影響力；二八草根音樂節是音樂表演者本身主辦的活動，表演者將他在農村生活的經驗與感受轉化為歌曲，且以台語創作和演唱，社區居民或聽眾本身也一起成為演出者。這三個案例彰顯出音樂做為介入社區之手法所展現出的不同影響，不同音樂與文化的交會產生了合作、新生，也有衝突。

關鍵字：社會創新、音樂介入、另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