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目的在於檢視和父母之間的居住距離，以及代間的經濟與家務交換等行為，是如何影響夫妻家務從事量的多寡，從中檢視家庭代間互動脈絡是如何影響夫妻之間的家務分工樣貌。本研究運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共三期的家庭組資料，使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來分析夫妻從事準備晚餐、洗衣服和打掃家裡的家務量分數。研究模型分別衡量丈夫父母和妻子父母的居住距離安排與代間交換情形，試圖區分當中呈現的性別文化差異。研究結果指出：與父母之間的居住距離，與代間的經濟與家務交換程度，共同影響著夫妻所從事的家務量。其中，代間的經濟與家務交換行為扮演著中間作用的角色（mediator）。父母和夫妻都是夫妻家庭內的家事可能協助者與分擔者。和丈夫或妻子父母住得愈近，夫妻從事的家務量會減少。當接受較多丈夫父母提供的家務協助時，妻子從事的家事也會減少。提供雙方父母的家務協助程度也會反映在夫妻二人各自從事的家務量上，增加夫妻做家事的頻率。代間的經濟交換行為則支持資源協商理論的觀點，掌握經濟資源和家務從事量之間呈現反比的關係：當提供丈夫父母較多經濟協助時，妻子從事的家務量會減少；接受妻子父母的經濟協助則會增加夫妻各自所從事的家事量。

關鍵詞：家務分工、居住距離、代間交換、代間互動

摘要：

本文嘗試從男女在勞動市場與家庭部門之不同家庭生產活動之投入與產出的角度出發，觀察雙薪夫妻在比較利益的專業分工模式下，男女通勤時間的差異。資料來源為中央研究院調查之家庭動態資料庫（PSFD），分別建立個人因素、配偶因素及小孩因素模型，並納入外部住宅市場環境因素，觀察家庭內部分工模式對男女通勤時間影響的變化情形。實證結果發現：第一，雙薪家庭已婚男女的通勤時間受比較利益之專業化家庭分工模式影響，在工作和家務活動的「相對」或「絕對」投入與產出是影響男女通勤時間差異的重要因素。第二，唯有當夫妻僅一方跨縣市工作時，夫妻通勤時間方為互補，否則為正向關係。而以通勤時間換取居住空間的抵換關係也獲得證實。第三，男性的通勤時間受夫妻在勞動市場產出與家務投入時間的交互作用影響。高於或等於配偶收入的男性，其通勤時間與夫妻投入家務的相對時間呈顯著正向關係。第四，女性通勤時間受外部住宅市場環境直接影響程度大，房價所得比增加1個單位，通勤時間增加6%，而男性通勤時間則受居住地房價所得比與居住安排的交互作用影響，顯著縮短通勤時間。第五，女性通勤時間受小孩與夫妻在生產部門相對投入時間產生交互作用影響。在有小孩家庭的女性，通勤時間與夫妻相對工作時間顯著呈反向關係，與夫妻相對家務時間顯著呈正向關係，家庭責任假說適用於解釋已婚女性的通勤時間。

關鍵詞：比較利益、性別角色分工、房價所得比、家庭責任假說。

摘要：所得與年齡是影響女性擇偶機會的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女性的擇偶所得偏好制約其可選擇的異性範圍,男性的擇偶年齡偏好則縮限了不同年齡層女性的年齡被接受程度。本文運用 2019 年人口統計資料並參考張榮富、陳玫瑜(2012) 偏好雙向互選的相配區模型,在同時考量年齡與所得兩個因素之下,評估 25 歲、35 歲及45 歲的不同所得女性之擇偶機會。研究結果發現:(1) 不論女性年齡層,人口資料顯示,當所得層級愈高時,未婚男性的人口數愈劇烈減少。換言之,只要女性擇偶所得偏好下門檻設定的越高,符合所得下門檻的未婚男性就越少,擇偶機會愈小。(2) 不論女性的所得層,相配區模型研究顯示,年齡層愈高的未婚女性的「年齡被接受度」愈小(即「符合擇偶者的年齡偏好的異性中有多少比率會接受此人的年齡」的比率愈小) ,擇偶機會也愈小。(3)假設未婚女性年齡增長與所得呈正相關,又假設女性擇偶所得偏好門檻為「至少與自己一樣」之時,綜合年齡與所得因素的模擬顯示,不論是主動或被動推遲擇偶決策(即在年齡大時擇偶) ,在所得與年齡兩個不利因的素影響下,25 歲、35 歲及 45 歲女性的擇偶機會將大幅遞減,縱使女性下調所得偏好門檻,結果也未見大幅改善。(4) 承上模擬,研究結果也顯示,大齡女性擇偶機會的大幅下降,受到年齡因素的影響遠大於「年齡與所得正相關」的因素。

關鍵詞:所得、年齡、擇偶偏好、擇偶機會、年齡被接受度

摘要：在中國境內移工（或稱「農民工」、「外來工」、「流動人口」等）的研究中，既有研究一般較強調客觀、結構性的政治與經濟排除，並藉此解釋該群體在城市裡的高流動性與經濟弱勢地位。然而，著重結構性限制的視角忽略了行動者主體在社會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傾向將受到同樣限制的境內移工視為均質的整體，難以探討流動經驗的分歧。在中國由勞動樣態由製造業朝更加異質的製造業轉型之際，對於境內移工的內在分化經驗更有加以補充、理論對話之必要。對此，本文藉由民族誌方法，從打工者的經驗出發，試圖勾勒出在國家與市場的客觀限制之外，透過行動者主體實踐轉介的內部分層、差異化的價值建構，並藉此理解中國境內移工的流動經驗。具體而言，本研究描繪了當境內移工從農村前往城市的非正式服務業部門「打工」時，如何分化出「創業」與「混社會」兩種流動路徑。這兩種路徑固然受到客觀因素（如家庭經濟資本）的影響，但在打工者的主體行動之中與個人的價值建構相互交纏，其影響甚至超越狹義的經濟理性。

關鍵詞：中國、移工、流動路徑、主體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