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由於近年疫情管理失當、社會事件頻發，民眾使用「政治性抑鬱」（political depression）一詞形容個體面對政策與時事的身心痛苦。政治抑鬱的表述，是將集體政治現象個體化、疾病化，抑或將個人精神苦難公共化、政治化？本研究以Arthur Kleinman提出的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框架，理解個體精神健康的社會政治成因，將網路言論作為病痛敘事文本，探究人們對於政治抑鬱的經驗感受、認知理解與因應態度。本文研究資料分為兩部分：一是採取立意抽樣，選取自2019年這一概念引入中國以來高度流傳的社群媒體文章；二是以爬蟲技術獲取微博貼文，進行內容分析。本文研究發現有二。首先，不同文本對政治抑鬱的界定與因應，在醫療化與政治化兩條軸線上拉扯，可導向充權或消權的相反方向。其次，不同於中國近代史上抑鬱症曾被賦予的負面政治標籤，政治抑鬱如今更多被賦予公共道德意涵，如社會關懷、同理心、政治覺醒等；卻也由此導向應否尋求「療癒」的兩難，在精神痛苦與道德受損之間徘徊。本文指出中國政治抑鬱的「雙相性」，不僅見諸於各傳媒間迥異的詮釋方向，也形塑歷經者擺盪於憤怒與麻木、糾結於痛苦與療癒的複雜體驗，更衍生出如道德痛苦、道德表演、政治軟弱、政治狂熱等多種歧異的病痛文化意涵。

關鍵詞：政治抑鬱；社會受苦；病痛敘事；微博；混合研究方法

摘要：2010年後的台灣，一個日治時期代表台灣的符號―「台字章」，伴隨著台灣民族的敘事得到了再現。本文舉出「台字翠青旗（台灣獨立旗）」與「含有台字章的文史商品」的現象，發現台字章商品的設計者皆有「找回台灣的歷史」的創作動機。本文將探討殖民日本的歷史在當代台灣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的過程。在研究設計上以「敘事認同」作為方法論立場，探討人們如何將民族、歷史、自我與社會聯繫起來，以建構自身的存在意義與認同。
本研究強調兩個面向：①政治競爭的脈絡②消費者的能動性。首先，本研究假設，是戰後台灣具體的政治競爭的脈絡，才使殖民日本進入台灣民族主義的敘事。再來，本研究認為，對於民族主義「商品」，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理解的落差呈現了消費者的能動性。但同時，為了滿足自身品味和慾望的主動消費，也透過市場的機制創造和促進了的民族性。

關鍵詞：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敘事、認同、日治時期、消費、商品

摘要：跨國留學人數陸續增加,反映高教擴張與愈多元的教育選擇。留學研究大抵聚焦「從東方到西方」,近來也有學者著手在臺外籍生與旅中臺生的遷移軌跡,如此能細緻探討部分亞洲國家遷移決策之社會及認同建構。過去研究鮮少針對同一社會/國家選擇相似脈絡的留學目的國之遷移比較,無法回答留學生遷移決策理據的相對重要性。
本文將以馬來西亞留華生與留臺生作為研究個案,這兩種遷移特殊之處在於,兩國具有高度相似脈絡與特殊性,如文化與語言親近、學雜費便宜及無受官方全面認可的學歷文憑。有具體可比性後,得以釐清他們選擇其中一國的重要因子。近年大馬留華生人數激增,留臺生人數持續下跌,更在 2018 年出現黃金交叉點。留臺生從 13091 人下降至 12415 人,留華生從 8000 人上升至 9500 人,成長率近20%。
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及制度與文獻蒐集,回答:大馬學生如何在「中國」與「臺灣」之間,作為升學選擇?影響他們的因素與條件是什麼?本文嘗試從鉅觀政策、中層網絡與微觀個人的相互影響層次,探討留學生前端(就學)和後端(就業)的多重遷移動機。初步發現,留學生因為學術環境氛圍、優惠措施資源分布和社會網絡選擇到其中一國留學,顯見社會條件將影響學生的遷移決策,以追求最大化效益。

關鍵詞:學生遷移、遷移決策、留華生、留臺生、馬來西亞

摘要：為幫助邊陲者自我發聲,少數臺灣民間非營利組織自2009年開始,陸續開辦東南亞新住民或移工紀錄片工作坊,邀請其拍攝自己的故事,然而,影像培力課程的學習門檻頗高,不易執行與完成。本研究透過3個非營利組織進行個案分析,聚焦於女性主義「姊妹情誼」在組織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探究以性別認同為號召的「姊妹情誼」面對組織拍片任務以及內部成員間因國族、階級與文化的「差異」時如何處理與跨越,進而建立與發展社群連結與集體認同,以及其可能的限制。研究對象為4位非營利組織社工/培力教師,以及7位參與影像培力課程的新住民及移工姊妹。
研究發現,新住民及移工姊妹參與影像培力行動的主因是「公共議題的認同」以及「個人學習需求」,然而,「姊妹情誼」的情義相挺是多數新住民/移工姊妹願意完成影片的重要前提,由此看出組織社群內部間的姊妹情誼具有不可低估的凝聚力與行動力,但也反應出姊妹情誼在「反抗壓迫」的集體行動與集體認同上的限制。
綜言之,跨國籍姊妹情誼建立於長期的陪伴與生活支持,以性別為號召的「姊妹情誼」雖能在受壓迫女性內部團結上發揮作用,但當性別的「同」對照國籍的「異」,姊妹們的性別認同度並未高於國籍認同度,語言、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的差異是影響主因。就姊妹情誼的多元文化交織性而言,新住民及移工姊妹的國籍(國族)意識高於性別意識,階級意識較不明顯,階級差異並非區別我/她的主因。私人「交陪」式的姊妹情誼不易轉移並發展為具公共性、解放意涵的姊妹情誼,但若缺乏私領域姊妹情誼的支撐,具公共性、社會運動性的姊妹情誼亦無法產生。另外,姊妹們若共同參與或經歷某些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較有機會因革命情感而建立跨越國籍(國族)差異的姊妹情誼,並在公與私領域間共同合作。

關鍵詞:姊妹情誼、新住民、東南亞移工、影像培力行動、非營利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