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討制度發生變遷之後，為何後續發展並不按制度變遷所制定的方向演變？以1960年代早期獎勵投資條例通過後的制度變遷過程為例，當時的台灣政府通過修法，希望透過開放農業用地轉變為工業用地的方式，解決台灣地區當時工業用地不足的問題。不過這個修法並沒有達成預期的成效，台灣的農業用地依然維持在88萬公頃上下，並沒有出現工廠大幅佔用農業用地的情形。這個情形與大多數制度分析中所討論的案例相違背。而為了分析這個狀況，本文主張在討論制度變遷過程時，必須要參照「行動者」、「權力」、「理念」以及「反饋」等四個重要層面，作為理解為何制度變遷或不變遷的重要機制。此外，本文認為這四個機制亦符合「以變項為中心」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方法，除了能夠進行因果討論外，亦不會落入制度變遷機制不明顯的問題中。本文透過蒐集當時立法院議事錄、政府統計數據、報章雜誌報導等資料，發現當時推動獎勵投資條例在針對農地使用部分進行再修正的行動者正是主管台灣稻米生產的省糧食局，其對於當時獎勵投資條例針對工業得以使用農業用地建廠的制度變遷的不滿反饋，加上透過糧食危機作為用以說服中央政府和社會大眾支持其主張的邏輯，再加上其對於台灣農地的掌握，使得其政策主張得以成功說服行政院對工業使用農業用地作進一步的規範。本文認為透過農工爭地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到行動者對於前一階段制度變遷的反應是如何影響其是否決定推動下一階段制度變遷的重要依據，且行動者在推動制度變遷過程時，必須要透過其理念作為說服的工具，而成功與否則是與其能夠動員的權力有相當的關係。

關鍵詞：農工爭地、行動者、權力、理念、反饋

摘要：交通系統是國家重要的基礎工程設施，其投資有賴政治決策，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卻長期為運輸管理或運輸經濟學所忽視。本研究擴展歷史制度論的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國府內的派系政治，特別是「泛國安派」與「泛美援派」的意見衝突，決定了台灣戰後從軌道為主向公路為主的交通系統轉型。本文將台灣戰後黨國威權主義下的交通發展，分為美援(1950-1963)、經合會(1963-1972)與十項建設及其後(1973-1988)三個時期，研究發現戰後初期的美國援助管理菁英偏好優先重建公路而非鐵路，蔣介石與蔣經國為主的「泛國安派」也利用此一偏好推動退伍軍人安置與軍事化的道路工程，將美援資源投入橫貫公路與戰備道路的建設，以解決退伍軍人可能造成的就業與治安問題，同時鞏固交通部門的黨國組織；其次，經合會時期雖然引進了專業交通調查與規劃技術，但仍接受美援時期的政策偏好，引用美國顧問規劃高速公路，並且在壓制本土政治菁英的同時，以國安因素抗拒鐵路高架化的廉價政策方案，使得鐵路朝地下化發展，延遲了捷運的設計與施工日程。到了十項建設之後的時期，高速公路成為串聯區域發展的主流，鐵路地下化工程延至1983年展開，蔣經國過世時台北捷運仍未動工興建。與戰前殖民國日本在戰後仍大部份依賴軌道運輸的實況相比，本文認為美援到經合會時期的地緣政治與威權派系競爭，決定了臺灣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大幅轉軌為以公路建設為主的交通發展策略。

關鍵詞：威權主義、發展國家、黨國體制、美援、交通、鐵路、公路

摘要：國家利用市場管制、稅收與金融工具來保護國內幼稚產業，並且提供技術移轉的誘因來促進產業升級，是典型的發展國家政策，有研究暗示發展國家能夠在威權體制下有效壓制社會衝突，因此產業政策更為理性與有效，然而，發展國家研究往往在實證時選擇成功存活下來的產業，以致於選擇性資料偏誤。1960年代到二十世紀末的臺灣汽車產業，可算是發展國家相當失敗的產業，國家不干預甚至壓制的機車產業，其經濟績效反而較為成功。與機車產業之比較研究顯示，發展國家基於政商關係保障特定汽車公司，無視於民間交通資源的階級不平等，使得所有政策都將交通成本轉嫁到國內的汽車消費者，提高汽車價格卻供應短缺，導致交通工具可負擔性與數量不足，從而將民眾推向健康風險較高但廉價的機車市場，反而使得機車產業在缺乏國家保護之下大為成功。此一研究發現，若發展國家政策受威權主義政商關係影響而圖利特定廠商，未能關注公共服務與社會不平等，導致實施長期的保護主義政策，而喪失本土中下階級的市場消費基礎，將會使此類進口替代與產業升級政策事倍功半。

關鍵詞：發展國家、產業政策、汽車工業、機車工業、交通不平等

摘要：本文分析1931年至1943年之間臺灣株式會社的資料，透過歷史的資料以及量化的數據，探索馬克思學派關注的殖民時代的壟斷資本、國家中心論者重視的國家能力以及組織社會學者所主張的組織擴散的機制，三者如何影響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化之進程。透過日治時期企業年鑑《臺灣會社年鑑》以及殖民官方經濟紀錄《工場名簿》，本文整理1931年至1942年的臺灣企業資料以及其相關的企業網絡的關聯，並透過存活分析的統計模型進行估計。我們的研究發現，傳統財閥和新興財閥的資金皆會透過所有權的網絡促進企業投入軍需工業的速度。殖民時代的政府則透過投資、官員轉任以及經濟會議，促使企業更快速地開始生產軍需品。總結來說，在1930年代由政府以及財閥所聯手推動而逐漸形成的「軍官財複合體制」，透過企業網絡與政治網絡的手段，促進推動了殖民地的軍需工業化。

關鍵詞：日治時期，軍需工業，壟斷資本，國家中心論，產業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