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Abstract：
　　現今政府以契約委外之形式，將社會福利服務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本文研究場域－甲機構承接花蓮縣府性侵被害人後續追蹤服務。本研究以建制民族誌作為探索途徑，以兒少性侵後續追蹤社會工作者（以下簡稱後追社工）日常工作為立足點，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描述後追社工的工作流程與日常實作，進一步勾勒出跨時跨地運作的支配關係，是如何藉由文本中介，形塑後追社工的工作經驗。
 
　　研究發現契約成為指導後追社工工作的規範性文本，造成真實經驗與建制期待間的斷裂，包含：將服務工作量化，以因應契約要求與評鑑指標；契約規範工作內容，造成後追社工與其他協作單位的工作混亂；協調溝通與情緒勞動等活動，無法被契約文本所認可；案主為中心的服務精神，遭結案導向的工作目標取代。為了回應建制的期待，後追社工承擔工作時間的模糊，並控管不合法的性，個案經驗與建制文本發生衝突時，得付出更多情緒勞動，以及追求工作認同產生的自我剝削。
 
　　後追社工所處建制關係的位置，一方面透過與個案的互動，了解個案真實經驗，另一面，則需回應建制的要求與期待。藉由探究後追社工的工作經驗，本研究反思契約委外制度對社工個人造成的影響，以及呈現工作者往返於建制與服務個案的工作困境。

摘要/Abstract：
　　促進社會流動已經成為當代教育體系追求的核心價值之一，不過經歷流動對於個人帶來的心理效果卻較少被過往研究關注。在台灣社會中，作為第一次大規模教育分流的高中升學結果，同時應該也具有教育向上／向下流動的意涵。因此，本文探究就讀高中類別如何既作為可被評價的升學結果，亦作為青少年實際發展社會生活的場域，對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本研究以 2000 年進行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國三（J3）樣本進行分析，檢視在菁英高中、公立高中、私立高中與職業學校中，家庭收入與青少年憂鬱程度之間的關聯是否有異。研究發現：一、平均而言，家庭收入與青少年憂鬱程度呈現倒 U 型的變動關係，家庭收入越高，平均憂鬱程度越低，但在月收入超過約 20 萬之後開始逐漸反彈上升。二、對於家庭月收入較低（5 萬元以下）的青少年而言，就讀菁英高中相對於就讀其他種類的高中，其高一時的平均憂鬱程度較高；但針對家庭收入較高的青少年而言，就讀的高中類別對於其平均憂鬱程度沒有顯著的影響。研究顯示，階層化教育體系的影響超越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即使對於取得菁英學校入學資格的弱勢學生而言，仍然可能因為文化資本的缺乏等原因，使其付出了心理健康程度降低等向上流動的「代價」。
 
關鍵詞：社會流動、教育分層、心理健康、高中升學考試、青少年